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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但我们之所以不认同它还不在于它不可爱,而在于它在学理上是不能成立的。1 2 3 4 5 6 7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在身份制下农民要改业,就必然会“离土不离乡”即改了业而改不了“农民”身份,这与“文化基因”八竿子打不着。没有身份制,无论什么“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个“乡镇企业”来。实证的史学概念,还是先验的哲学范畴?文化人类学在西方是一门实证性很强的经验性学科。然而在我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文化人类学长期不发达,近年来虽然此学渐兴,但文化讨论的主角仍然并非文化人类学者,而是哲学家与史学家,尤其是介乎这二者之间的哲学史家。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各种形式的文化决定论究竟是一种实证的史学概念,还是一种先验的哲学范畴?文化决定论是对各民族(或者用一种本身似乎有待于通过实证予以界定的对举来说就是“中国”与“西方”)历史进程的经验性研究成果的归纳与概括呢,还是更多地属于某种时代哲学氛围的产物?甚至它只是某种用哲学语言掩饰起来的政论?一般地说,原则上文化讨论者都不会否认这种讨论需要有实证基础,而且“文化热”中也确实出现了许多具有实证形式的著述。尤其是海外华人及港台学者由于不存在大陆那种借谈“文化”来议政的特殊背景,讨论的学理性或实证色彩就更强一些。但是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实证研究究竟是否确“实”,具体地说:中国历史的发展究竟是否如此这般,“西方”历史演进究竟是否如彼那般;如此这般的发展是否真的因此——“中国文化之根”而引起,如彼那般的演进是否确实由彼——“西方文化之根”而导致。二是文化决定论究竟是否能够由这类经验认识来加以证明,或者说仅从这类经验认识能否归纳文化决定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问:用这类经验方法能否证伪一切关于普遍人性、普遍规律或人类文化共性的命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我们将在下文涉及,这里先谈后一问题。首先应当承认,当我们对两民族的历史进行纯经验的比较时,发现其“异”总比发现其“同”要容易。因此世间任意两个事物间差异总是绝对的,而同一则是相对的:中国人说“十个指头有长短”;西方人云“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两个民族的历史更是如此。同时,差异又是具体的(因而是经验的),而同一则是抽象的(因而须借助于理性),从纯经验的或具体的角度看,“白马非马”,它与黑马无共性可言;“洋人非人”,他与我们当然“本性”互异。昔之洋人异于昔之华人,今之洋人同样异于今之华人;而今之洋人系由昔之洋人发展而来,今之华人亦由昔之华人发展而来,既然起迄皆异,这发展过程当然就更无“同”可言了。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彻底”的经验方法固然排斥了一切“人我皆有”的普遍人性,但也同样排斥了一切“古今一脉”的民族性。古之洋人与今之洋人(或古之华人与今之华人)同样将只有“异”而无“同”可言。因而不要说文化决定论、甚至连“××文化”的存在都将无从得到证明。事实上,以“求异”的实证研究来证伪某一特定的普遍人性学说(例如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学说)或某一特定的普遍规律学说(例如“五种形态”学说)是很自然的事。因为正如波普的“证伪主义”原理所论证的那样:有限的经验事实从来只能证伪而不能证明一个全称判断命题(而关于规律、共性与普遍性的命题正属于这种命题)。从逻辑上说,我们所认识的共性的实证基础只能建立在不完全归纳之上,原则上它没有永不被证伪的保证。所以例如证明中国古代不同于欧洲中世纪是很保险的,证明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有某种共性则要冒险,也许可以说前者是“绝对真理”而后者只有相对的可信性。然而现代科学哲学告诉我们,科学认识就是“有益的假说”不断在证伪中扬弃自身而求得前进的过程,不可证伪(因而也不可发展)的“绝对真理”是很少有科学价值的。因此,某一种普遍人性之类命题的可证伪性,正是其科学认识价值的集中体现。如果为了逃避这种证伪而龟缩在绝对差异的蜗壳之中,停留在“中国不同于西方”这样的“大实话”之前,那是不会有危险,也不会有科学的。如前所说,“求异”的实证研究完全可以证伪某一特定的规律假说。但用它来否定一切关于规律的命题则不能成立。因为这种否定本身就蕴含着对另一种规律(所谓“惟一的规律就在于‘没有规律’”)、另一种普同性(人类到处皆然地只有异而无同)的证明,这一来,归纳法对于证明规律的无能性就会反过来成为用归纳法证明没有任何规律者的陷阱。对于“特点”论者也是如此。当“特点”论者用某一实证事例来证伪某一“规律”论时,它是有效的。但当它用这一事例来证明它自身时,它实际上就是要证明另一条“规律”:“只有西方历史有此特点,而其余一切民族皆无之”。这在逻辑上与下述命题等值:“只有这只乌鸦是白的,而其余天下乌鸦一般黑。”然而,如果归纳法并不能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话,它又怎能证明“只有这只乌鸦是白的”呢⑥?这话也可以这样说:如果“特点”论想要超越“中国人不是西方人”这样的“大实话”而具有某种科学认识价值的话,那么这种价值将不是体现在绝对差异的“大实话”本身,而是体现在这类语句背后实际潜藏着一种以否定形式表述的求同判断:A有X特点=除A之外的B、C……以至任何指项都没有X特点 。显然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在发展中扬弃自身(即被证伪)从而体现其科学认识价值之可能。然而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具有某特点”的可证实性将不会比说“中国符合某规律”更大:它们都可能被证伪而为关于规律与特点(而决非只有特点无规律)的新一代“有益的假说”所取代。此外,文化决定论在实证上还会碰到某他问题。例如,假定实证研究可以证明甲民族与乙民族有某种区别,但这种区别是“有无”之别还是“多少”之别、“强弱”之别?换言之,是质的区别还是量的区别?是人的内在本质不同还是本质的外在符号形式不同?近年来的文化讨论有一种倾向,即把一切族际区别都强调到质的、本性的或“有无”之别的程度,这恐怕大有问题。如梁治平的中西法律比较、谢遐龄的中西思维模式比较以及从萨丕尔、斯蒂芬到申小龙的语言模式比较等等,其所阐发的中西之“异”在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可以成立的,但如果都上升到“有无”之别,则殊堪怀疑(后有详论)。又如在科学思维方面,古代中国人的公理化抽象演绎没有发展到欧几里德体系那样的水平,这是毫无问题的。但要说中国人完全不懂得抽象演绎与公理化方法,则决不能成立。当代数学史界大都公认中国古算比西方,虽拙于几何,却长于代数,尤擅方程。而后者离开抽象演绎怎能想象呢?然而,如果承认某种东西在中国虽“少”但毕竟还“有”,那在逻辑上就没有理由说“中国文化之根”只能导致“从猿到猴”式的发展而决不会走向“从猿到人”式的现代化之路,因为既然可以从无到“有”,原则上它当然也是可能从“少”到“多”的。再者,中西之异究竟比西方各民族之间的差异大多少,甲民族与乙民族之异,究竟比同一民族内部各地区、社区、阶层、职业的“亚文化”之间的差异大多少,也是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仍以思维特征为例,也许相对而言西方人善于逻辑思维,而中国人善于形象思维,但这其间的差异决不会比西方人(中国人也一样)中的数学家们与美术家们之间的差异更大。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乡下(主要是前近代的乡下)农民都比市民更重传统、经验与直观体悟;17~19世纪欧洲许多国家的农村民间美术与同时代城市中的古典艺术相比,风格相距有如天壤之别,然而与我国户县、杨柳青等地的农民民间美术却颇有近似之处⑦。不少人都认为价值观是构成“文化”的核心,然而有哪两个民族间的价值冲突能达到某些民族内部所谓“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地步?今日不少西方学者强调纳粹主义是德国文化传统的产物,然而德国国内却有许多人把法西斯主义与地区(巴伐利亚或石勒斯维希—荷尔斯泰因等地)的传统相联系,甚至认为德国其他地区与其他国家一样是被“征服”的。有人则认为法西斯与某些阶层(如农民等)亚文化有关⑧。德国统一后,很多人都感到40年制度差异造成的德国东西文化隔阂甚深,远非例如瑞士的德法意三族差别可比。如今东德的民族主义与新纳粹主义均远比西德为盛,这究竟反映着民族性呢,还是地方特色、制度与社会特点?总之,实证研究既不能归纳出、也不能证明文化决定论。当然,它同样也不能归纳出或者证明那种人类普同的自由本质和文化统一性,不能证明任何关于普遍规律的命题。但这并不是说实证研究、尤其是对各族历史发展过程的经验认识,与文化决定论能否成立是无关的。1 2 3 4 5 6 7上一页下一页
[导读]在身份制下农民要改业,就必然会“离土不离乡”即改了业而改不了“农民”身份,这与“文化基因”八竿子打不着。没有身份制,无论什么“文化”也不可能孕育出个“乡镇企业”来。从经验的观点看——近年来,“文化热”中的某些论著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迄今积累起来的对中西历史以及世界各族历史的实证研究成果仅仅证明了进化论、普遍规律说与普遍人性论的谬误,而对以往种种“人无我有”、“古今一脉”的“特点”论、“民族性”学说或“文化形态”说却没有什么冲击。这实在大谬不然。由于实证经验归纳法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严格的科学逻辑意义上只能求异而不能求同,只能证伪而不能证明“天下乌鸦一般黑”式的求同命题,因此从逻辑上说这种方法对“人我皆有”的超民族求同(普遍人性论或人类文化统一性论)命题与“古今一脉”的超时代求同(“民族性”或文化形态论)命题具有同等的证伪能力。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已知的经验尽可能地不怀偏见的话,就应该看到这些经验今天对超时代求同命题的挑战要远比对超民族求同命题的挑战尖锐得多。假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求同命题看成互斥的、即对其中之一的证伪可以看成是对另一命题的支持(虽然不是严格逻辑上的证明)的话,那就可以认为,已知的经验是有利于超民族的人类自由本质普同性论点的。至少,这两者之间的距离要比上个世纪乃至本世纪初进化论、普遍人性说与普遍规律说极为流行之日要小许多,而决不是更大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就当代人类的发展而言,尽管目前世界各国各族的社会、文化形态仍然具有色彩纷纭、多类型共时态并存的面貌,没有也不可能变成单一的灰色面孔,然而比起本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国家、不发达的殖民地社会、酋长制部落乃至各种原始部落的“化石文化”并存的局面来,不可否认其普同的色彩已大大增加。目前世界上斯大林模式的“旧社会主义”体制已大部分消亡,“化石文化”基本已不复存在,酋长制部落在迅速进化中,完全的封建国家已没有,而不发达地区的封建成分也已弱化。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社会人道化的潮流不仅在“前计划经济国家”,而且在亚非拉的大批各种类型的非民主非市场体制国家都引起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并产生了看得见的结果。总之,在“进化论”受到强烈怀疑的同时,世界却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明显地向着共同的方向进化;在普遍人性受到质疑的今天,人类却从未如此强烈地倾向于某些普同的人文价值;在很少有人谈论“规律”的当代,人们却从未如此明显地看到了“历史规律不可抗拒”!其次,在历史学领域,尽管近几十年来的经验研究并没有(如前所述,在逻辑上也不可能)证明“进化论的刻板公式”,但与上个世纪至本世纪初的种种陈见相比,这些经验在对旧的进化论模式与旧的规律假说提出了挑战的同时,也对原有的种种“特点说”、“差异说”提出了更尖锐的挑战。诚然,改革时代的中国新史学由于急于摆脱旧有的教条主义“规律”模式,曾经较多地重视对“差异”的经验描述,如重新提出“古代东方”特殊性问题,强调中国不同于希腊罗马(指30年代前后的人们所描述的希腊罗马),没有经过“奴隶社会”等等。然而有趣的是只要略加考察就不难发现这些“差异”描述大多不是什么新的东西,而是很久以前人们就已提出但由于政治原因一直不许说的东西,而真正属于新发现的经验成果却往往是针对旧的“特点说”的。例如,由于战后西方希腊罗马学界“原始主义”倾向压倒“现代主义”(详见下文),目前西方古代史家描述的希腊罗马已完全不同于30年代以至更早(可以溯自启蒙时代)人们描述的那个“古代资本主义”模式了。近年来西方史学著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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